这通电话来得突然。10月1日晚8点43分，听筒里撞进居民组小队长小全的声音，带着豫西北乡村的直白：“付宝娘‘老’了，这次轮到你和你哥打墓。”他说，翌日早7点得到家，这回是“打羊坑”，“穿趟”你们打不了。

挂了电话，我脑海里一直回荡着“付宝娘”三个字发怔。本家奶的模样在脑子里晃——总揣着块花手帕，坐在院门槛上晒暖，见我就喊“娃回来啦”，声音软乎乎的。

一

这是我第四次被喊回去打墓。上回是给王军娘“打羊坑”，那时我就想，怎么总让我“打羊坑”？其实我更想试试“穿趟”——“羊坑”挖好，在坑底一端掏个小窑洞，那是放棺材的地方。想起给宝军娘打墓那次，我和王国生一班。原本安排我打“穿趟”，我在下面抡洋镐，想把地方掏宽敞点。可没过多久，王国生就接过去，让我在外面撩土。后来老辈人说，“穿趟”打得“可门”就行，不必太大。我也慢慢明白，“打穿趟”讲究技巧——高个子在里面抡不开镐，打大了出土又多，非得老师傅来不可。按咱济源本地规矩：“羊坑”一般长八尺、宽三尺三，深要么九尺五、要么八尺五，也有一丈二的；“穿趟”更有讲究，长七尺五、宽三尺三、高三尺，一分不能差——那是给故去的人量好的“家”。

正要睡下，小全的微信又跳出来：“明天不打墓了。”午夜，我纳闷，是预报有雨，怕误了下葬时辰？翻来覆去，一夜没睡稳。

二

第二天清晨6点，父亲的电话追来，语气发颤：“起床没？快来接我！咱和付宝家是自家人，红白事都凑一块的，我还是这次白事的主持……鸡蛋给你炖好了，喝了咱就回去。”7点20分，我和妻儿在粮油街接上父亲，往老家邵原镇张洼村赶。

9点半，车在山路上盘绕。深秋的豫西丘陵裸露出黄土的底色，路旁树叶泛黄，远处山峰戳在天上，看得清石头的纹路。可我心里沉，没半点往日回家的轻快——不打墓了，这活儿，落给了谁？

到家，母亲才说出缘由：“付宝平时工作在外，不经常回来给人帮忙，这回村里让他自己找人打墓，抬板的还是村里人。”她说的“村里”，其实是我们张洼村沟东居民组，与邻近小南洼、刘家庄三个组的约定——谁家有白事，打墓、抬板轮流来，按户头分两班。谁要是不掺和，等自家老人“老”了，就只能自己张罗。当然，规矩不是绝对的，毕竟有乡情在。现在请人打墓要1500元，虽说不管饭，但“会人”总会顺手把热饭端过去。“会人”，就是村里办丧事时帮忙的，做饭、借锅碗、搬桌椅，里外张罗得妥帖，不用主家多说话。

三

下午没事，我去海堂叔家里坐。叔是1957年生，说起沟东居民组的旧事。20世纪60年代，这儿就五户人家：后小窑一家，前院王军那大家子，中院是他和长军叔、保根叔，东疙瘩是小栓爷、小星叔那大家，大后院是宝军叔、伟社哥家。“那时候人多，热闹，现在枝蔓散得远喽。”叔说，后院还住过龙战、小米家，“那家人有能耐，房子青砖到顶，屋脊高得遮着邻居家烟囱”。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上小学，总爱往他家门口凑，那青砖，在当时就是“富裕”的象征。

叔又说，现在村里的卢姓人家，都是20世纪40年代迁来的。我这才惊觉，这些从小见惯的邻居，原来也是后来扎下的根。卢家老太太常来我家串门，和爷爷坐在院里唠。爷爷说过，卢家曾是富户，新中国成立后从自家楼板里搜出的“代金劵”装了好几筐。原来这村里的根，不光是老住户的，也是这些迁来的人，一砖一瓦搭起来的。

四

按惯例，本家奶在家停放3天。10月2日晚，四大家的人被喊去开会，说要建个微信群，以后有事就在群里通知。参会的得是“章”字辈以上的，就是叔和爷辈的，个别“章”字辈没大人的，才由“万”字辈补上。我是“万”字辈，没进会场，和几个亲戚在门外站着闲聊。

会快散时，付宝的嫂子月琴婶婶出来，看见我们就问：“咋不进去开会？”我随口答：“听说要建群呢。”她接的话像块小石子砸进我心里：“你们能进群吗？”我愣住——按亲疏，我们确实已出五服，不算近亲了。可小时候，月琴婶婶还总塞糖给我，怎么突然就分了“能”与“不能”？我没接话，只觉得风从门缝钻出，有点凉。

五

连日阴雨，直到下葬那日清晨，天还没晴。路上积水未渗尽，四处泥泞，空气里沁着湿冷。按当地习俗，老人下葬前这顿饭，必须是咸大米饭。开饭也有序，帮忙的“会人”用条盘端饭，先一碗一碗地敬到娘家亲戚桌上，确保他们坐首要席位。之后，才轮到辛苦出力的抬棺汉子。主家还未吃完，主持事务的人已给18个抬板汉子每人递了一包烟。这时，村支书宝根叔向前一步，声音洪亮：“以后打墓、抬板，谁不入会，谁家有事就别指望大家。家里老人都送走的，可以退会；要是想着自己以后的事，还能再入。”

这话落地，人群就炸了。有人嗓门高：“都不入会了咋办？这规矩不能散！”还有人叹：“光能进不能退？现在年轻人都在外面，真要都不入，这活儿谁干？”我站在外围，看着一张张脸——有的皱纹里沾着黄土，是从小见惯的长辈；有的面孔生分，是难得回村的年轻人。“90后”在村里少见，见了面我都叫不上名字；像我这样的“80后”，常年在外，连邻居家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这村里的人，怎么就越来越生了？

六

这次回家，最深的感触是人少了。村里静，老人们一个个离去，孩子们在城里上学，年轻人在外打工。那条小时候觉得漫长的村路，如今走起来竟这样短；那个曾经拥挤的打麦场，现在空旷得能听见风声。

我想起小时候的丧事，那几乎是全村人的聚集。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大人们忙前忙后，唢呐声传遍山沟。现在，一切都简了，安静了。那些复杂的丧葬讲究，“会人”的默契、凑在一起的热乎气，都在悄无声息地消逝。

付宝娘的墓，最终还是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建好了——人情冷暖，总归见不得难处。下葬那一刻，我蹲下抓了把黄土，任那粗粝的土粒带着大地的温度，从指缝间簌簌滑落。这黄土下面，埋着本家奶奶，埋着我们一代代人的根；黄土上面，是我们这些还在走的人，带着村里的魂灵。

那些关于打墓的争执、入会的讨论，其实都是在抓着点什么——是抓着老辈传下来的互助，抓着村里人的情分，抓着一种快要留不住的生活方式。城市化的风刮得急，我们这代人像站在中间的摆渡者，回不去从前满村热闹的彼岸，也没完全踏上城里陌生的此岸。

离开村子时，连日雨水涤净尘埃，夕阳正把湿漉漉的黄土染成一片金红色粼光。道路不再飞沙，车轮滚过，只有湿润的泥斑点点溅上车身，那分量，像是土地一次沉默的挽留。我知道，下一次回来，不知又是送别哪一位长辈。但只要这深厚的黄土还在，只要还有人记得“会人”的情分，这根，就断不了。它就像打墓人手里的洋镐，一镐一镐凿在坚实的土地里，也凿在我们这些离乡人的心上，为我们留住了共同的记忆，也凿深了那条——永恒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