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去已有二十四载，却常在我梦中归来，依旧是那生龙活虎的年轻模样。那时，父亲如奔跃于山涧的猛虎，带着天生的勇毅投身于革命的洪流。身经百战之后，他成为共和国的“一级革命伤残军人”，获得“革命荣军”的美誉。他的人生镌刻着两道深刻的印记：一是1947年随陈赓大军南征的烽火征程，二是残肢上永不消退的战争印记。

1944年寒冬，未满15岁的父亲便与革命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主动承担起八路军首长进出村庄的义务警卫员职责，这是他那段峥嵘岁月的起点。童年时，最让我着迷的，是他用箩头筐挑着两枚“人头雷”，在村西南必经之路埋设、警戒的事情。任务完成后，他又谨慎地将地雷起出、挑回。这段充满惊险的经历，不仅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父亲的勇敢，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报效国家的种子。每当父亲追忆起这段往事时，眼中总是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湖北均州战役中，父亲凭着一挺机枪，俘虏国民党官兵13人，荣立二等战功。每每谈及这段经历，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豪与激动之情。然而，战功的荣耀尚未褪去，擂鼓台的弹片便撕裂了他的身躯。一米八的魁梧汉子倒在战壕里，左腿膝盖彻底断裂，右腿深嵌三块弹片。在战地医院被抢救了三天三夜，他才在剧痛中苏醒过来。当指尖触及绷带下空荡的裤管时，这个在枪林弹雨中从未退缩的硬汉，望着帐篷顶的蛛网潸然泪下——那不是畏惧的泪，而是战士与战友永别的痛楚！

首长刘建勋签发的二等功勋章在郑州的阳光下闪耀，政府分配的安居房尚未入住，荣军福利厂的工作尚未到岗，父亲望着家书中幼弟稚嫩的面容，就毅然做出了返乡的决定。二等功证书、政府颁发的《拨差证》以及十四双军用布鞋，成了他随身携带的三件珍宝。靠着自制的双拐，他与母亲一同担起兄嫂如“爹娘”的责任：为弟弟盖房，他跪在泥地里搅拌砂浆；为弟弟娶亲，他摇着三轮车奔波到几十里外的温县置办彩礼。直到侄儿扑入他怀中喊出“大伯”的那一刻，他才抚着假肢上的疤痕，笑中带泪。

当十二箱蜜蜂在老宅院中嗡嗡作响时，父亲成了村里的“活算盘”，将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集体管伙那年，他拄着双拐站在灶台前，将红薯干掺进玉米糊，而自己碗里总是最黑的那块红薯干。乡邻生病，他摇着三轮车碾过冰封的蟒河去买药；孩子因学费而困顿，他便把养蜂所得的钱悄悄塞进家长的手中。每当对方含泪道谢时，他总是那句话：“孩子上学要紧！”深冬，为了给乡亲们筹措冬煤，他连人带车翻入县道旁的河沟里。三轮车压着残肢，鲜血模糊了面容，他仍下意识地用流血的手紧紧护着买煤的钱款。

在他的辛勤操持下，我们家在牛家庄村创下了多个“第一”：第一个购置“蜜蜂牌”缝纫机，第一个买回“红旗牌”自行车，第一个添置“飞跃牌”电视机，还率先用上了能自行接收电波的一拖二短波收音机……这些物件，无声诉说着他用残躯为家人撑起一片天的坚韧与奉献。

1970年冬，父亲盼子参军心切，亲自到公社武装部，将年仅17岁的长子送入部队。临走时，他向武装部领导郑重表态：“我有四个儿子，一到入伍的年龄，我就要让他们参军，人人都有保家卫国的阅历！”

1990年春节，在市区钟楼街对面的住户门前，赫然贴出一副春联：“为了巩固国防，两代五人扛枪”。那是在父亲的鼓励下，最小的弟弟从部队回乡探亲时，经他默许，我执笔写下的春联，字字承载着家门的荣光。

今年9月3日，国家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有感于此，我用文字追忆父亲，更要告慰他：在您用残躯撑起的大家庭里，如今已是“三代八人扛枪”！您的报国初心，早已在儿孙心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父亲于2001年正月十八离世。当送葬队伍缓缓行至村口时，我看见道路两旁伫立的人们和雪地上深深的足迹，忽然明白了父亲一生坚守初心的意义。冰凌在送行者脚下沙沙作响，宛如他当年从战场带回的硝烟与荣光，在雪光中交相辉映——那是故乡对赤子之心最深切的回应。

如今，老宅的蜂箱犹在，只是不见了当年的养蜂人。为了支持城市建设，牛家庄已整村搬迁，离开了故土。但每到春天，昔日父亲精心照管的蜂群，仿佛仍在记忆中的时空里翩跹起舞。我知道，那是父亲长留桑梓的英魂，是他以残缺之躯在大地上书写的不朽诗篇：纵失一腿，仍踏遍乡野春秋；虽断筋骨，犹撑起万家炊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