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一生从事粒子物理理论和量子场论的研究，在奇异位势和非定域位势的瑞奇极点理论、层子模型研究、重强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是戴元本。

戴元本，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于1928年7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就读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52年毕业。他于1952年8月至1958年4月在南京工学院担任助教、讲师；后来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师从张宗燧先生；曾参与“层子模型”研究，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88年至2003年当选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他长期从事粒子物理理论和量子场论的研究，在国际和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论文120余篇，著有《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一书。

羸弱多病，坎坷求学

常德戴氏曾居于常德柳叶湖畔，东临洞庭湖，西依武陵山，风景秀美，碧波浩渺。戴氏自明朝起乃官宦之家，数百年间始终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戴元本祖父戴德诚曾参与湖南维新运动，管理南学会，担任《湘报》撰述。叔祖父戴展诚是清末进士，参与“公车上书”，留学日本，后担任湖南全省师范学堂（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监督。父亲戴修骏留学法国，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经济、政治、法律，获博士学位。

1928年7月，戴元本出生于江苏南京，家中兄弟五人，排行老二。戴元本幼年时，战火纷飞，他们一家辗转迁移、四处逃难，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才重返南京。在此期间，除了有段时间在昆明生活，其他时间他们都住在小城镇里，甚至落难乡间。因躲避战火无法连续在校学习，再加上从小身体羸弱，戴元本中小学的学习七零八落。上大学之前，戴元本休学4年，跳了3个年级，上大学仍然比正常年龄晚了1年，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实为难能可贵。

戴元本从小喜欢阅读，尤其喜爱诗文和历史。虽然幼年颠沛流离，但是他始终与书为伴。1938年，戴元本在贵阳时经常去住宿旅馆旁边的一个图书馆看书，比如《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等。1939年，他在路南县（今昆明市石林县）时基本没有上学，但开始一知半解地阅读《论语》，从头到尾看得十分仔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等句子，他始终铭记于心。1942年，他刚到重庆便因病休学，后来在青木关“战区来渝学生进修班”学习了一个学期后再次生病休学，陪伴他度过这段日子的是父亲给他借来的书籍。当时抗战时期科普方面的书是很少的，父亲借来的书都是古典诗文，比如周密的《齐东野语》、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和杜甫的《杜诗镜铨》。戴元本非常喜欢诗词，将《杜诗镜铨》翻阅了多遍，后来又对宋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6年，戴元本随家人回到南京，先后就读于南京临时二中、中央大学附属中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我国著名学者、科学家、教育家任鸿隽写的科普读物。戴元本对书中涉及的广义相对论的内容十分感兴趣，为此还请教高中物理老师。但是，高中物理老师难以回答关于广义相对论的问题，这更加激发了戴元本的学习热情。他决定专攻物理学，潜心做一个物理学研究者。1947年7月，戴元本被中央大学附属中学保送至中央大学。

考入中科院，师从张宗燧

1948年，由于当时南京局势恶化，还未完全适应大学生活的戴元本跟随父亲前往上海，学业再次中断。这段时间虽未能听课学习，但是戴元本已经开始自己研读物理学著作。一年之后，戴元本回到校园。此时，中央大学已更名为南京大学。戴元本很快适应了大学的学习生活，因为基础牢固又刻苦勤奋，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然而，在大学期间，戴元本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都十分有限。原因在于：其一，当时虽然有魏荣爵和徐躬耦两位老师归国任教，但是授课老师仍然极为紧缺；其二，戴元本在大四时曾被派去参加政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戴元本难以系统地听课学习，但还是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钻到系图书馆阅读书籍，认真研究那些他没有学过的知识。

1952年，戴元本凭借优异的成绩从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南京工学院。对于立志潜心研究物理学的戴元本而言，当时的南京工学院并非最理想的去处。然而，他出色完成了忙碌繁重的教学工作，始终没有放弃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理想，利用工作间隙大量阅读英文及俄文的物理学著作。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戴元本备受鼓舞。他利用假期时间完成了一篇核子散射重正化效应的论文，并向《物理学报》投稿，得到审稿人、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朱洪元先生的鼓励。这件事对戴元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坚定了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信念，另一方面促使他下定决心报考研究生。

1957年，也就是恢复研究生招考的第二年，戴元本同时被中国科学院和吉林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到北京跟随张宗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深造。张宗燧先生一生中门下弟子并不多，第一位学生是后来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第二位学生就是戴元本，此后在1963年又招入侯伯宇和朱重远两位学生。张宗燧先生慧眼识英才，为中国近代物理的发展培养出4位优秀的物理学家。

朱洪元先生于1957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量子场论课程，课程结束后学生普遍反映很好，遂决定第二年在山东大学开办“基本粒子与原子核理论暑期讲习班”。此时的戴元本虽然刚考上研究生，但是他对量子场论的研究已比其他研究生高出许多。在此次讲习班上，他作为助教讲授了量子力学中的碰撞理论。此后，戴元本根据讲习班的讲稿帮助当时已远赴莫斯科的朱洪元完成了《量子场论》一书的整理与校对。

走在高能物理理论研究的最前沿

当时，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朱洪元、北京大学的胡宁以及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张宗燧在国内成立了高能物理理论的研究团队。3位先生虽学术风格各异，但合作很愉快。戴元本在融洽的学术氛围中快速成长，与他人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我国高能物理理论研究队伍并不稳定，有些人被派去参与国防军工研究，有些人去苏联的杜布纳研究所工作，而戴元本一直在数学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理论研究。戴元本生前回忆时曾说：“那几年，我在工作上比较孤单。”虽然孤单，但戴元本具备了更强的独立工作能力，不人云亦云，敢于攻克难关。

1966年以前，戴元本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轻子的反常磁矩研究。1961年，戴元本在《物理学报》发表《弱作用对轻子电磁性质的影响》，研究了中间玻色子模型中弱作用对轻子反常磁矩的辐射修正。当时，这项工作虽然是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内容，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今，这项研究已经成为精细探测弱作用理论的方法之一。

第二是关于色散关系应用方面的雷杰（Regge）极点研究。这是当时国际上高能物理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1963年至1965年，戴元本针对雷杰极点问题发表了七八篇论文，得出了在高奇异位势下由于雷杰极点的分布不同而导致散射振幅高能渐近行为不同的结论。在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上，戴元本作为我国高能物理理论学家就此问题作了报告，得到了国际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

第三是关于层子模型的研究。1965年9月，在钱三强的组织下，原子能研究所基本粒子理论组、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基本粒子理论组、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4家单位组成“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定期开展对强子结构的讨论活动。在层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戴元本独立运用塔姆-唐可夫（Tamm-Dancoff）方法进行计算，得到了一些显示强子结构的计算结果。但是为了让层子模型在理论上更加完善，基本粒子理论组并不主张把前期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此后，戴元本敏锐地注意到曼德尔斯塔姆处理相对论协变的束缚态计算方法，并将此方法予以推广，解决了当时困扰大家的难题。在此基础上，戴元本带领数学研究所的同事们与北京大学深入合作，完善了层子模型的理论基础，为建立从场论出发的协变的系统的计算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戴元本提出的这个计算方法也为北京大学和数学研究所密切合作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66年第二期）上的十几篇论文提供了计算基础。1982年，由于在“层子模型”研究中作出重要贡献，戴元本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另外3位获奖人分别是朱洪元、胡宁和何祚庥。

推动我国规范理论研究

戴元本很早就意识到规范场论的重要性。他一方面组织大家学习规范场论，一方面深入钻研、独自摸索，一点一滴将规范场论学深学透。他还曾在物理研究所开展了国内第一次弱电统一规范理论的系统讲座，亲自讲规范场的量子化、重整化理论。后来，他的学术专著《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于1987年出版，对推动国内的规范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4年至1975年，戴元本开始对非阿贝尔群规范场论中费米子的电磁形状因子高能渐近行为开展研究。戴元本之所以研究这一问题，是因为他意识到研究强子的电磁形状因子对于了解强子中粒子间的强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戴元本与其他研究者一起攻坚克难，提供独立思路，采取多种办法，完成复杂计算。他就此问题发表多篇论文，是这方面最早的开创性工作者之一。当时有国外研究者得出了与戴元本相异的计算结果，但经过比较验证后，戴元本的计算结果被证明是正确的，因而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承认。

1978年，戴元本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十九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1980年春天，经由李政道协调联络，戴元本一行五人赴美进行学术访问，参观了美国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同年11月，戴元本再次赴美。但此次他只身一人，前往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做访问学者，为期半年。在那里，戴元本一边学习研究，一边为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生开设了量子场论课程。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戴元本在手征对称性动力学自发破缺的计算方法、含有一个重夸克的重强子束缚态波函数、量子色动力学求和规则、中微子振荡中的CP/T破坏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工作。戴元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的国内外影响。

勤勉治学，教书育人

戴元本一生努力勤奋，从未懈怠。在南京工学院近6年的时间里，虽然教学任务繁重，但戴元本仍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追逐科学前沿。到了中国科学院，他更加努力，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凌晨1点，每周只有周日白天可以休息，周日晚上依然照常工作。戴元本晚年依然坚持科研学习、坚持研读论文。80岁时，他还在世界一流的期刊发表专业论文。

戴元本一生胸怀宽广，风度儒雅。1978年，中科院恢复招录研究生。戴元本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吸引了很多考生，当年他一共录取了7人。戴元本始终为他的学生们着想，希望他们能够到国外学习，以便更快地走向国际科研前沿。因此，戴元本抓住每一个机会，推荐他的学生去国外深造。后来，这些学生每次回国都要去拜访戴元本，都感谢戴元本为他们创造了更好的学习机会。

戴元本一生宁静谦和、公平公正。所有认识戴元本的人都觉得他生活朴素简洁、工作精益求精、为人光明磊落。即便担任领导岗位、被任命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当选学部委员之后，戴元本仍然处事公平公正，不为关系亲疏而左右决策，不为善说情而实无能者写下只言片语的赞誉。与此同时，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戴元本几乎不会落下一次重要学术活动。甚至一些不太重要的讨论会他也按时参加。大多时候，他默默地坐在那里，默默地鼓励年轻人，默默地关心和支持我国理论物理学的发展。

戴元本的学生对他作出如此评价：“一个人的成就，在于日积月累；一个人的成功，在于坚韧不拔。戴先生淡泊名利的胸怀、乐观旷达的性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执着的追求精神，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

杜甫有诗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也许，这两句诗是对戴元本一生勤勉治学、教书育人的最好诠释。来源：《中国科学报》